中央政府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引社会关注
在欧美国家，企业高管薪酬快速递增，肇始于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这一点可谓众所周知。但较少人知道，这一现象在欧美有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而最早获得高薪的行业高管，正是金融业。
掌握了金融，就掌握了现代经济的血脉。基于这一认识，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分别想把华尔街和伦敦建成世界金融中心，在出台的鼓励金融业发展的各种政策中，允许金融业高管拥有“自我定价权”即自己决定自己的收入；制定将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制度，企业高管可以高比例分享各种业务所产生的“红利”。因而，这一时期史称“投资银行家的迪斯尼乐园”。
在这些措施刺激下，欧美银行业的确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60年，英国最大10家银行资产总计达到当时英国GDP的40%，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竟然翻了12倍，达到480%。在美国，最大10家银行资产总计不到当时美国GDP的20%，到了2010年也翻了5倍，超过100%。与银行业扩张同步的就是金融业高管收入。1970年，金融业高管收入比其他专业人士仅仅高出约20%，而到了1997年，平均约高出20倍以上！在收入最高的约占总体人口0.1%的人中，有约30%在金融业工作。
金融业高管获得如此丰厚收入，很快被其他行业所效仿。一方面，在金融业高管的薪酬不断提高期间，经济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激励理论与企业治理理论等都认为，给企业高管以高薪，是合乎企业运行逻辑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另一方面，金融业高管高薪与金融业日趋繁荣，也给了其他行业以示范效应；况且，如果其他行业高管薪酬与金融业相距太远，将留不住精英人才。所以，企业高管高薪酬现象逐渐由金融业扩散到其他行业企业。有统计数据表明，在1970年代，欧美排名前100家企业高管收入平均相当于120万美元，而到本世纪初，跃升到平均900万美元。
然而，就在企业高管薪酬迅速跃升同时，普通人的收入增长却十分缓慢。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金融业日趋繁荣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日渐衰落。
原因是三个方面。首先，为了吸引资本流入，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当政时，都采用高汇率政策。美元与英镑不断升值，大量热钱拥入华尔街与伦敦，但本币升值，却沉重打击了当时英美两国出口型制造业。其次，理论上讲，金融业越发达，制造业融资应该越容易。但在放松金融管制与无原则鼓励金融创新政策下，金融业逐渐脱离制造业等实体产业，热衷于玩各种金融衍生品，热衷于设计“企业并购”，变成了纯粹的“钱生钱”游戏。制造业等实体产业不仅不能受惠于金融业发展，反而造成原来投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资金不断流向金融业。再次，相对于金融业利润不断攀升，制造业只能算是微利产业了，更不受投资者待见。正因为以上三个原因，制造业在欧美逐渐衰落。1979年，制造业仍然是英国经济的主要命脉，而到了1989年，“昔日繁荣的工业园地，却已大部分成了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仅在撒切尔夫人首次执政期间，破产企业中，制造业就占了1/3。”美国也如此。在里根政府时代，制造业持续下滑。所以，欧美等发达国家后来暴露出的所谓“产业空洞化”危机，原因恰是因为金融业过度膨胀。
实体经济衰落，而实体经济企业高管薪酬却在向金融业靠拢，因而只能有两个途径：一是压低普通劳动者收入。有统计表明，无论是按GDP增长还是按要素生产力提高，1973年至1995年间，扣除通胀后，欧美产业工人收入应该能提高35%左右，但实际上仅仅提高了12%。二是削减产业工人数量。由此造成失业。无论哪种途径，其结果都是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正因此，1973年，美国社会基尼系数为0.397，略低于警戒线，而20年后的1993年，则高达0.454，远高于警戒线。英国收入分配公平性在同一时期也在急剧恶化。
当然，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由于不同倾向政党执政，欧美等国在对待以金融业为代表的高管高薪问题一度采取过抑制政策，但总体上并没有妨碍高管收入一路高企，也没妨碍社会收入差距渐成鸿沟。这也成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的重要诱因。面对惨痛的教训，欧美国家开始对这一问题真正重视，主流经济学也开始反思相关理论。
中国情况与中国国情一样，有自己的特色。但近十多年来，受西方理论与实践影响，金融业高管薪酬增长速度十分吓人，以至于有高管一年收入达到6千万这样惊人的数字；同样，金融业高管高薪酬也被其他行业所效仿，国企高管收入已经突破了中国大多数普通百姓所无法想象也无法接受的地步。
正因此，对于中央政府出台对国企高管进行限薪政策，舆论给予普遍赞许。当然，由于中国企业形态是既有国企又有私企还有外企，在对国企高管进行限薪后，如何能够保留优秀人才并继续调动他们做好企业的积极性，必须要有配备政策安排。这是另外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