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疑患易性症赴泰国变性
- 传媒中国
喷洒香水
妆后自拍
跳钢管舞
9月6日晚7点35分,疑患易性症的蒋伟豪飞往泰国,他将在泰国呆上19天,完成下体手术,其他部位的手术将在北京完成。由男变女,这是蒋从小以来的梦想,对于他来说,若不能成为女人,生活便失去了意义。
■生活经历
1996年(5岁)与其他男孩不同
2003年(12岁)自称被三人轮奸
2011年(20岁)做钢管舞教练
2013年(22岁)决定做变性手术
2013年10月开始不再穿男装
2014年初父母劝说无果
同意手术
2014年9月赴泰做下体手术
2014年底将在京做胸部手术
现实生活
男扮女装天天约会
“与男人每天见面,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化妆技术。在做手术后,才能做真正女人”
通州土桥,一个30多平米的小屋,23岁的蒋伟豪租住在此,整个小屋的装饰基本是粉色系。
8月29日,蒋伟豪以一袭粉色的装扮接待了记者,头上扎着粉色兔女郎的发带,长发全部被束在后面。床边的小柜上,摆放着十余瓶女士香水,屋内香气扑鼻。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其身份,第一眼看到蒋伟豪,真会误认为他是个女性。
蒋伟豪打开衣橱,里面满满当当地挂满了裙子,其他的衣服也全是女式的。他告诉记者,从去年10月份开始,他就已经开始不穿男装了。
蒋伟豪说,穿女装前,他在北京的soho现代城当了将近两年的钢管舞教练,然后晚上就到夜店去跳钢管舞,蒋雅浠这个名字,是他在夜店时用的。从去年10月份想要做变性手术开始,他就放弃了工作,目前基本靠存款和家里接济生活。
蒋伟豪说,他社交软件的资料都是写的女性,照片也是穿着女装化过妆的,通过社交软件,他交了很多男性的朋友,而且这些人会把他约出去,然后晚上就是到酒吧或者夜店约会,或者有时他也会穿着女装直接到夜店,就会有很多人上来和他搭讪,然后大家一起聊天,他指了指桌子上的香水和护肤品说,“其中一部分就是那些和我约会的男性送我的”。
当然,他也知道那些男性约他有目的性,他也不会和那些人说出真实性别,“挺愉快的,干吗要把那层纸撕破呢。”他和这些人每天见面,只是想打发时间和证明自己的化妆技术。通过近一年的试验,他觉得自己将来变性手术后,应该能够做个真正的女人了。
回首往事
自称12岁时遭强奸
“我曾被三个男人强奸,从这件事情后,我便更加讨厌男人了”
蒋伟豪的老家在新疆石河子,从5岁开始,蒋伟豪觉得自己和周围其他的男孩不一样,因为男生应该喜欢的东西,他都不喜欢。
慢慢到了高年级后,许多男生开始损他,“当时有男生骂我‘人妖’、‘娘娘腔’,心里不爽就和他们打架,但基本都是被打,后来也就习惯了”,他说,从小到大都有人这么说,后来就不打架了,“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一样可以过得好好的”。
到初中的时候,他觉得与男生愈发不同。例如笔袋,除了粉色外,他开始往上加各种小女生喜欢的装饰,有时候因为装饰太多,看起来都比较夸张。
初中时,他也会和同学一起去网吧,但不打游戏只聊QQ,以女生的身份和其他陌生人聊天。蒋伟豪说,他和陌生人聊得都很开心,而且当时就觉得自己还是做女生好。
蒋伟豪说,那时候他12岁,还在上初一,因为总上网,经常被父母骂。有一天他就赌气没有回家,但因为当时没有钱,也没地方住,就联系了一位男性网友。对方答应帮他找个地方住,便带他离开,但随后,又来了另外两名男子,他被这三人强奸了。事后他很害怕,没敢报警,也没敢立即和家里说。“我本来就不喜欢男生,从这件事情后,我就更加讨厌男人了。”
决心改变
多人劝阻坚持手术
“手术一定要做,否则感觉活着没有意思,以死相逼也要做这个手术”
其实早在几年前,蒋伟豪就有了做变性手术的想法,但那时只是想想而已。
蒋伟豪说,去年8月份,他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名为“中韩整形专家”的加V认证人的信息,此人名叫苏杰。蒋伟豪说,当时他就是抱着了解下的心态和苏杰取得了联系,并到苏杰所在的整形医院就诊。
9月6日,北京伟力圣韩美整形医院的苏杰证实此事,苏杰称,蒋伟豪确实找过他,但蒋称无力支付高额手术费用,随后,蒋和院长谈了很久,最终机构决定暂时为其垫付大部分费用。
得到这个消息的蒋伟豪兴奋不已,“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做个真正的女人了”,但很快,他意识到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这事儿必须要告诉父母。去年11月,蒋伟豪将做手术的消息告诉了家里,家人为这事儿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为了让他回心转意,父母不止一次哭求。
“但是我决心一定要做,否则感觉活着没有意思”,蒋伟豪说,4个月后,他决定以死相逼,父母虽悲痛万分,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蒋伟豪说,“我的想法可能比较自私,但是生命虽然是他们给的,想怎么活是自己的权利。”后来,家里的亲戚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多人曾来到北京劝说,但都没有成功。
1
亲友表态
父亲
希望孩子活下去
“不希望孩子痛苦,更不愿看到他自杀,希望他能够活下去”
“我咨询了医生,孩子可能得了易性症,知道如果不让他做,他最终可能真的会自杀。”蒋伟豪的父亲蒋自全说,印象中,伟豪从小就一直和女孩子玩,他的姨妈比较喜欢化妆,他就学着去化妆。孩子大了,跟女生或者跟男生玩,作为家长也不会过多地管,所以一直都没往那方面想过。
蒋自全说,直到去年11月,孩子打电话说决定做变性手术,我们听后很震惊,一下子接受不了。今年8月16日,父亲从新疆石河子来到了北京,希望与孩子好好谈谈这个问题,劝说他改变想法,但发现孩子的态度很坚决,并且表示生活没有意思,如果不做手术,都不想活了。回家后,父亲便开始咨询医生,医生告知他,目前孩子的内心很痛苦,甚至可能会想不开而自杀。
所以他现在也慢慢地理解和接受,“作为父母希望孩子能够活下去”。
蒋自全说,今年2月份,在家里同意其手术后,为了能够顺利做手术,他也帮着办一些手续。对于术后的名字、性别的改变也向当地派出所咨询过,需要等手术后医院开具手术证明才能办理。9月6日,孩子到泰国做手术,等手术结束回京后,父母会到北京去看望。
2
朋友
术后会做好姐妹
“他想做的喜欢做的事都支持。手术后,一样会做好姐妹”
蒋伟豪还通知了他的一些朋友。作为与蒋伟豪有4年交情的好友珠珠和张琳君,在得知此事后并不惊讶,而是表示支持。
好友珠珠称,蒋伟豪为人很好,讲义气,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总能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从而成为好闺蜜。好友张琳君也同样肯定了蒋伟豪的人品,同时表示,他打扮比较中性,谈吐举止都很像女生,他也不避讳地承认自己很喜欢做女生,2年前曾听他说起想变性一事,以为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要当真了,“作为朋友,他想做的喜欢做的事都支持。手术后,一样会做好姐妹”。
□观察·变性人
个人情感成变性人巨大难题
蒋伟豪说,至今他都没谈过一场恋爱,他希望做完手术后,能找个真正接受他的人结婚。但在对几名变性人采访后,记者发现,在他们做变性手术之前,经历的心理煎熬基本是一致的,他们都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难题——感情。他们要么是偷偷地喜欢,却又不敢见面,要么是在不告诉对方自己是变性人的情况下,偷偷地结婚,但被发现后,只能选择离婚这一条路。
离婚后选择消失不见
主角:小小(化名)年龄:40岁籍贯:四川变性手术时间:2003年因为小小已经失踪,很多朋友都已经无法与其取得联络,记者辗转找到了小小在北京的朋友叶先生。
叶先生说,他们已经有5年的时间没有联络了,因为小小更换了住址和电话号码,想找也无从找起了,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地消失了。
叶先生回忆说,小小是四川人,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其他男孩不一样,就想着做个真正的女生才是幸福的。2003年,小小跑去了韩国,做了鼻子的整形手术,然后回国后直奔北医三院隆了胸,再然后就是马不停蹄地飞赴泰国,做了下体手术。由于小小本身有1米7多,身材很瘦。“因此做完手术,非常漂亮,比女人还女人”。
2008年,因为不满自己的面容,小小又在京做了下颌手术。叶先生说,也就是在这一年,小小遇到了一个男子,随后两人陷入热恋并很快结婚。叶先生说,从交往到结婚,小小一直都没敢告诉对方自己做过变性手术的事情,他只是说自己出过车祸,做了微整形手术。婚后,两人的感情一直在升温,小小后来告诉叶先生说,当时他觉得丈夫是真心爱他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结,他还是将自己做过变性手术的消息告诉了丈夫。
叶先生说,预期是好的,但结局却是相反的,小小将消息告诉丈夫后,对方根本无法接受,并立即办理了离婚手续。小小给叶先生看了离婚证后,便离开了北京,没有告诉任何人去哪儿,而且手机也换了,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周围的朋友都和他失去了消息。
偷偷网恋不敢见面
主角:丝丝(化名)年龄:30岁籍贯:北京房山人变性手术时间:2014年6月
感觉没恋爱权利
丝丝说,从小时候开始,他就不喜欢和男生玩,只喜欢往女孩子堆儿里扎,“我经常躺在床上想,如果能让我变成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哪怕只让我活一天,我也愿意。能够死在梦想中,也是一种幸福。”
高二时,丝丝在QQ上以女人的身份与一男生聊天,因为聊得很投缘而产生了感情,当时感觉自己爱上了对方。后来对方提出要见面,内心很激动,但更多的是挣扎与痛苦,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如何去面对对方,便狠下心,不再与对方有任何的联系,为此,他整整一年没有再接触网络。
“从初中开始,我一直没有交过女朋友,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恋爱的权利。”丝丝说。
母亲起初不理解
因父母离异,丝丝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为了让母亲同意,他也着实费了很大的力气。
丝丝说,他开始是先穿女装,从外在改变自己,然后一点点让母亲去接受,后来才一点点地告诉母亲,他想做变性手术,但母亲依然强烈反对,反复地劝说,诉说着社会的歧视,并说如果丝丝这么做,让做母亲的没有面子。母亲甚至带着他去了很多医院,希望将“病”看好。其实在那时,因为长期的心理压抑,丝丝已经患上很严重的抑郁症,经常会想到轻生,“如果不能做个真正的女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同样在面临着要一个活着的女儿还是死去的儿子的问题上,丝丝母亲还是选择了最终接受活着的女儿。
“我现在很幸福”。丝丝说,他刚刚做了喉结手术,为了能让自己再漂亮些,他还准备做脸部的手术,然后找一个能接受他是变性人,并深爱他的人结婚,让自己的女人之路更加幸福。
哥们儿重新接受
丝丝说,大学的时候,他有一群好哥们儿。在2009年,当他把做变性手术的想法告诉哥们儿时,“他们给我的答案是,如果我去做性别矫正手术,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直到这时,我又一次发现,我还是一个人”。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丝丝没有外观的变化,他和这群哥们儿依旧在每年春节去温都水城。第一次他羞涩难堪,第二次他拒绝换泳装,当哥们儿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包场的小温泉池时,丝丝说,“我能穿女式泳装吗?”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一起出去过,也很少有什么交流。
时间很快到了2014年,在做完手术后,他接到了一位大学同学的婚礼邀请函,“我感觉希望的光照在这里,因为我和哥们儿都被邀请了”。在婚礼那天,时隔几年后的再次见面,他们在惊讶之余为我举杯,庆祝我的梦想得以实现。婚礼结束后,丝丝问那群哥们儿的感觉,回答是“比想象中好很多”。
“虽然我再也做不了他们的兄弟,无法回到从前,但我们还是同学,还可以成为朋友,这样的羁绊不会就此断裂,已经足够了。”丝丝说。
但是,并不是每个做变性手术的人都有如此的好运,丝丝说,他有一个圈子,都是一些做过变性手术或者有做变性手术想法的人,很多人不敢和家里说,也不敢告诉朋友,他们害怕被歧视,活得很痛苦,甚至有做了手术的人被打的情况,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宽容和接受。
“易性癖的名字是以前的叫法,把这些患者理解为行为堕落显然是不公平的。”北京大学整形外科医学博士潘柏林称。潘柏林常年来关注、研究并治疗易性症患者人群。他认为,变性人以及有变性欲望的这部分人群患有易性症,这部分人群占有的数量不在少数,“保守估计国内大约有将近10万人”,社会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和善待。
患者
易性症通常自幼萌发
潘柏林称,在2007年第20届世界易性症研究协会学术会议中,提出了易性症几率的最新数据在1/4500~1/8000左右,并非少数。近年来,随着社会以及医学界对此类人群认识的增多,发现的人数逐年上升,保守估计国内约有近10万人。
他告诉记者,最新国际疾病命名中的“易性症”(Transsexualism),是一种性别身份严重颠倒性疾病。通常自幼萌发,到青春期逐渐强烈,持续地感受到自身生物学性别与心理性别之间的矛盾或不协调,深信自己是另一性别的人,并始终不渝地要求通过医学手段改变性别特征以达到信念。在变性的愿望遇到阻力、得不到满足时,常因内心的剧烈冲突而处于痛苦状态,甚至采取自残的手段。“易性癖”的名字还是以前的叫法,皆因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堕落的恶习,视为不可理解的怪癖,把这些患者理解为“行为堕落”,显然是不公平的。
典型的易性症患者,3-4岁萌发想法,4-5岁对性别产生朦胧意识,青春期剧变,认定自己是异性,并且病情逐渐加重,确认自己生错性别;衣着、举止、爱好、志向都出现了异性化,回避人群,且不进浴场、公厕,持续而强烈地要求变性。但由于其心理和行为能受自己所控制,故不易被他人察觉,也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
治疗
变性手术后未必寿命缩短
潘柏林介绍称,对于易性症的治疗,分为心理疏导、激素替代、手术疗法等三种递进的办法解决,当经过了心理疏导、衣装与化妆、甚至激素替代疗法仍没有缓解内心矛盾,仍然难以接纳自己时,最终很可能走向手术。
我国规定,施行变性手术必须具备四项文件材料:精神科医师出示的“易性症诊断证明”、公安部门出示的“无犯罪证明”、直系亲属出示的“知情同意书”,以及本人要求手术的书面报告。除此以外,还建议患者在术前已经以异性角色生活1年以上且适应良好,接受异性激素替代1年以上且适应良好,18岁以上,没有手术禁忌症。
潘柏林说,经常会有人问,变性手术之后是否会减短寿命?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一概而论。经历了一系列性别改换手术,加上有些人同时也长期服用外源性性激素,对于身体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去除了内生殖器官,必然带来的是生殖功能以及性腺内分泌功能的永久性丧失;长期服用外源性激素,也必然会引起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些又不像肝炎、糖尿病、高血压那样最终致命。如果术后能够长期随诊,在医生的指导下严密监测身体情况,有需要时及时做出调整处理,一般来说对健康没有很大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具体数据表明性别改换手术后的患者平均寿命低于正常人群。
压力
“社会认识该病过于浅薄”
虽然大多数患者经过手术以后精神面貌都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然而要在社会生活中维持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用一颗真诚坦然的心去融入周围的人群,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潘柏林称,“如果用水深火热来形容易性症人群,我认为一点都不过分”。由于目前社会上对于该疾病的认识还过于浅薄,给该人群的治疗和生活造成困难重重。首当其冲一点,父母的不理解往往是最终造成悲剧的根源。
潘柏林称,患者通常自幼发病,跟其他疾病相比,父母采取的态度通常是斥责、阻挠,而不是给予更多关怀、主动带他们就诊。患儿内心痛苦,得不到理解,同时又没有经济来源,无条件治疗,悲剧不少发生。而当他们步入社会,在工作、恋爱、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会遭遇各种因为不理解而带来的困境。
潘柏林称,在国外,相关的一些民间组织已比较完善,他们出版了自己的书籍、册子,主动与家人进行沟通,为他们在社会上争取应有的权益,给易性症人群提供了一个很温暖的家庭。“近年,国内也逐渐出现了类似的民间团体,然而力量依然单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社会层面的关注与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