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恩师
- 传媒中国
《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说：“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寥寥数语，意味深长。比我大十余岁的数学老师，在我心目中，不像是“父”，更像是“兄”。他，便是我的恩师邱志明。
我出生在崇尚“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莆田，可是，自幼喜爱读书的我，在本该好好读书的年龄段，却没读到多少书。1965年10月，刚进中学、年方十二的我，随支援山区建设的父母移民闽北建阳。当时的建阳仅有三所中学，当父亲带我前往就近的建阳三中求学时，被校方拒于门外。次年，“文革”开幕了，我只好下地学干农活。
1970年初，乘着“复课闹革命”的东风，我移民的公社也创办了中学。正月里，从县一中志愿下乡支教的邱志明老师与中学负责人程贞寿老师骑着自行车，颠簸二十里，来到我们大队宣传发动、“招兵买马”。就这样，老大不小的我，有幸得以重返校园。
因为是新办中学，全校只有两个班。负责教数学的邱老师，身高一米七几、戴副近视眼镜，略显清瘦，却很有精神，授课时，语言简洁、条理清晰，板书工整。第一堂课，他就给同学们留下良好而特别的印象。
开学之初，因没有电灯，每到晚上，学生们在“汽灯”下自习，老师们则在“马灯”前备课或批改作业。邱老师不但坚持认真批改作业，还常在作业本上写下几句启迪或鼓励的批语。每到期中或期末考试，邱老师都自己动手刻钢板、印试卷，且常在卷首刻上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学生吃的是生产队分配的新粮，老师们则是吃国家“供应粮”，虽然数量有保障，但质量并不好，大多是没有光泽甚至生虫的陈米。为了改善米饭的口感，在学校食堂里，经常有老师接过学生的淘米水蒸饭，却没有一个老师向学生开口“买米”。邱老师也不例外。相反，他经常把我们几个家庭尤为困难的学生召到他家里“改善生活”--吃点肉丝面、锅边糊什么的。
思想进步，年纪较轻的邱老师还兼任校团支部书记。他经常找学生谈心，鼓励学生积极向团组织靠拢。而对我们几个团支部委员，他要求更严，关心更多。
光阴荏苒。转眼几年过去了，我们21人成了这所中学的“首届”高中毕业生。邱老师高兴地自掏腰包，买来塑料皮笔记本，送给他跟班教育、寄予厚望的学生。在送我的红皮笔记本扉页上，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当年底，我参军入伍后，他经常写信鼓励我，而对其他一些同学，他也依旧关心、关注着。
后来，邱老师回城了，任“职工校”校长，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光荣退休。他的学生中，既有机关处级、科级领导干部，也有中国作协会员、厦门大学教授，但大家都以学生的身份，一如既往地尊重他，只要有机会，就不忘登门拜访探望。再后来，他生病了，在福州住院治疗期间，不少学生专程前往探望。去年教师节那天，昏迷多日的邱老师安然而逝。噩耗传来，我急切地坐车赶往福州为他送行。
“一辈子无怨无悔坚守育才大志，几十年有滋有味传播知识光明！”在悲痛中，我写下这两句话，作为送别恩师志明的“祭文”。
我出生在崇尚“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莆田，可是，自幼喜爱读书的我，在本该好好读书的年龄段，却没读到多少书。1965年10月，刚进中学、年方十二的我，随支援山区建设的父母移民闽北建阳。当时的建阳仅有三所中学，当父亲带我前往就近的建阳三中求学时，被校方拒于门外。次年，“文革”开幕了，我只好下地学干农活。
1970年初，乘着“复课闹革命”的东风，我移民的公社也创办了中学。正月里，从县一中志愿下乡支教的邱志明老师与中学负责人程贞寿老师骑着自行车，颠簸二十里，来到我们大队宣传发动、“招兵买马”。就这样，老大不小的我，有幸得以重返校园。
因为是新办中学，全校只有两个班。负责教数学的邱老师，身高一米七几、戴副近视眼镜，略显清瘦，却很有精神，授课时，语言简洁、条理清晰，板书工整。第一堂课，他就给同学们留下良好而特别的印象。
开学之初，因没有电灯，每到晚上，学生们在“汽灯”下自习，老师们则在“马灯”前备课或批改作业。邱老师不但坚持认真批改作业，还常在作业本上写下几句启迪或鼓励的批语。每到期中或期末考试，邱老师都自己动手刻钢板、印试卷，且常在卷首刻上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学生吃的是生产队分配的新粮，老师们则是吃国家“供应粮”，虽然数量有保障，但质量并不好，大多是没有光泽甚至生虫的陈米。为了改善米饭的口感，在学校食堂里，经常有老师接过学生的淘米水蒸饭，却没有一个老师向学生开口“买米”。邱老师也不例外。相反，他经常把我们几个家庭尤为困难的学生召到他家里“改善生活”--吃点肉丝面、锅边糊什么的。
思想进步，年纪较轻的邱老师还兼任校团支部书记。他经常找学生谈心，鼓励学生积极向团组织靠拢。而对我们几个团支部委员，他要求更严，关心更多。
光阴荏苒。转眼几年过去了，我们21人成了这所中学的“首届”高中毕业生。邱老师高兴地自掏腰包，买来塑料皮笔记本，送给他跟班教育、寄予厚望的学生。在送我的红皮笔记本扉页上，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当年底，我参军入伍后，他经常写信鼓励我，而对其他一些同学，他也依旧关心、关注着。
后来，邱老师回城了，任“职工校”校长，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光荣退休。他的学生中，既有机关处级、科级领导干部，也有中国作协会员、厦门大学教授，但大家都以学生的身份，一如既往地尊重他，只要有机会，就不忘登门拜访探望。再后来，他生病了，在福州住院治疗期间，不少学生专程前往探望。去年教师节那天，昏迷多日的邱老师安然而逝。噩耗传来，我急切地坐车赶往福州为他送行。
“一辈子无怨无悔坚守育才大志，几十年有滋有味传播知识光明！”在悲痛中，我写下这两句话，作为送别恩师志明的“祭文”。